
1909年,和尚苏曼殊和青楼女子百助枫子一见钟情,他们二人同床共枕数晚,却相安无事。
1909年,日本东京猿乐町的一家客栈。一个穿着袈裟的中国和尚,和一个容貌绝美的日本青楼女子同躺在一张榻榻米上。
夜深了,女子转过身,主动解开和服的衣带,露出肩膀,靠向和尚。她轻声问:“我虽在青楼,却是干净之身。你既然爱我,为何不碰我?”
和尚浑身发抖,双手死死攥着被角。他猛地坐起身,抓起衣服披在女子身上,一把将她推开,说:“我怕达到沸点。”
孤男寡女同床共枕数晚,竟然真的相安无事。这个和尚,就是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“情僧”苏曼殊。
而那个女子,是日本艺伎百助枫子。
苏曼殊是中日混血儿。他的父亲是广东在横滨的茶商,母亲是日本女佣。出生后不久,父亲带着他回国,母亲留在日本。在广东老家,族人指着苏曼殊的鼻子骂他是“野种”。大妈不给他饭吃,他只能去厨房找发霉的饼子啃。
十五岁那年,苏曼殊回到日本横滨上学,认识了邻居家的日本女孩菊子,两人互生情愫。
苏家得知后,极力阻挠,跑到菊子家里大闹。菊子遭到父母毒打,当天深夜,她走到海边,纵身跳海自尽。
苏曼殊赶到海边,从水里捞起菊子的尸体。安葬完初恋,苏曼殊买了一张船票回到广州。他径直走进蒲涧寺,跪在佛像前,剃度出家。
他想用袈裟逃避这个残酷的世界。但他不仅是个和尚,还是个革命党人。他精通英、法、日、梵等多种语言,跟着孙中山、黄兴等人四处奔走,反抗清廷。
1909年,苏曼殊作为革命党人,流亡日本东京。
一天傍晚,苏曼殊路过猿乐町的一家青楼,听到里面传出八云筝的琴声。琴声极其悲凉。苏曼殊推门进去,看到了弹筝的百助枫子。
枫子也是个苦命人。她从小被卖入青楼,受尽白眼,靠卖艺为生。苏曼殊点了一壶茶,坐在枫子对面,两人开始交谈。
苏曼殊讲自己吃发霉饼子的童年,枫子讲自己挨打的遭遇。两个从小缺爱、身世畸零的人,一见钟情。
苏曼殊没钱,但他画得一手好画。他在客栈里画三月桃花,画到桃花的花瓣时,他放下颜料碟。他走到枫子面前,拿起毛笔,直接蘸取枫子嘴唇上的胭脂,然后转身点在画纸上。
枫子看着这个才华横溢的中国和尚,彻底沦陷。她收拾了几件衣服,直接搬进了苏曼殊的客栈。
两人同住一间房,同睡一张榻榻米。
面对主动宽衣解带的枫子,苏曼殊是个正常的男人。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如实记录了自己当时的生理反应:“备受煎熬,欲火焚身。”
但他死死压住了自己的欲望。
接下来的几个夜晚,苏曼殊宁可自己整夜整夜地坐在窗前吹冷风,也绝不跨越雷池一步。他用这种极其残酷的“不碰”,给了枫子一个男人在绝境中能给出的最高级的责任感。
几天后,苏曼殊接到国内革命党的密信,必须立刻回国。
临走那天,枫子一路送到客栈门口。她手里拿着一片红叶,哭着拉住苏曼殊的袖子,求他留下一首诗作纪念。
苏曼殊接过红叶,走到书桌前,拿起毛笔。他流着泪,在纸上写下四句诗:“鸟舍凌波肌似雪,亲持红叶索题诗。还卿一钵无情泪,恨不相逢未剃时。”
写完,苏曼殊放下笔,推开门,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客栈。枫子拿着那张纸,在客栈里痛哭失声。
回到国内,苏曼殊继续在寺庙和红尘中穿梭。他极度缺乏安全感,把所有的慰藉都寄托在甜食上。
苏曼殊极度贪吃糖果,没钱的时候,他甚至找牙医敲下自己嘴里的金牙,拿去换糖吃。朋友们都叫他“糖僧”。
1918年春,三十五岁的苏曼殊在上海因严重的肠胃病住院。
医生下达了死命令:绝对不准吃糖。
苏曼殊表面答应。等护士查完房出去,他立刻掀开枕头,从底下摸出偷偷买来的一大包栗子糖,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。
5月2日,苏曼殊在病床上咳血不止,停止了呼吸。
朋友们赶来医院收拾遗物。他们掀开床单,发现苏曼殊的床头和枕头底下,散落着许多没吃完的糖果和糖纸。
在他的枕边,放着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八个字:“一切有情,都无挂碍。”
苏曼殊去世后,他的好友陈独秀曾如此评价:“在许多旧朋友中间,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,真是不可多得了。”
或许,苏曼殊的一生都在治愈自己不幸的童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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